古代翻譯標準與現代翻譯標準

標準即衡量事物的準則。同任何事物一樣，翻譯也有其標準。關于翻譯標準，在整個翻譯史中，由于參加翻譯實踐活動的人們所處的歷史時期不同，受不同時代社會、政治，經濟、文化等背景的影響，各個時期的標準也不盡相同。即使在同一歷史時期內，不同的翻譯家，由于其對翻譯的概念以及對翻譯作用的理解不同，所持有的翻譯標準也不盡相同。

在我國的翻譯史上，在支婁迦讖、支亮和支謙號稱“三支”的西漢時代，翻譯佛經就出現了直譯問題。唐代玄奘在梵文和漢文對譯過程中，提出了“既須求真，又須喻俗”的翻譯標準，也就是我們今天從事翻譯工作仍須堅持的“忠實、通順”的標準。

清朝末年的翻譯家嚴復認為:“譯事三難：信、達、雅。求其信，已大難矣!顧信矣，不達，雖譯,猶不譯也，則達尚焉。”這便是我國翻譯理論界提出較早且一直爭議較大的“信、達.雅”翻譯標準。

與嚴復同期的翻譯家馬建忠則提出“善譯”的見解，其原則有三點：第一，翻譯者首先要對兩種語言素有研究，要精通兩種語言之間的異同，第二，弄清譯出語原文的意義、精神和語氣，把它傳達出來;第三,譯文應與原文毫無出人，“譯成之文，適如其所譯”。

魯迅對翻譯的標準是:“凡是翻譯，必須兼顧著兩面，一當然力求其易解，一則保存原作的豐姿。”魯迅針對“與其信而不順，不如順而不信”的提法，提出了“寧信而不順”這一原則。魯迅主張的也是直譯，是為了照顧輸人新表現法和保持原作的風貌，至今仍有可借鑒之處。

錢鐘書提出的標準是“化境說”，即：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成是“化”。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，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，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，那就算得人于化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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